數字人民幣跨境支付(“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試行顯效 跨境交易革新迎來破局點)
本報記者 李暉 北京報道
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m-CBDC Bridge）項目已走出實驗室進入真實測試階段，其有望為全球跨境支付改進帶來新前景。
近期，香港金融管理局聯合國際清算銀行（香港）創新中心、泰國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阿聯酋中央銀行發布了《“貨幣橋”項目：通過央行數字貨幣（CBDC）連接各經濟體》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闡述了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項目2022年的試行成果。
此前6個月內，上述四地的20家商業銀行在“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平臺”上，首次成功完成了基于四地央行數字貨幣的真實交易試點測試，實現跨境支付和外匯兌換同步交收業務逾160筆，結算金額折合人民幣超過1.5億元。試行成功驗證了該平臺提高跨境支付速度和效率的能力，并在真實交易環境中降低了結算風險。
事實上，市場對于貨幣橋項目的關注點在于其有望打破傳統國際跨境支付的諸多瓶頸，其試行經驗也可以協助各央行加速利用CBDC改進跨境支付。
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以下簡稱“數研所”）所長穆長春在“2022香港金融科技周”上表示，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項目充分復用現有基礎設施，可以實現不同央行數字貨幣系統間及其與傳統金融市場基礎設施間的互聯互通。
新型跨境支付基礎設施現雛形
央行數字貨幣在跨境支付中的應用，自2020年起就是二十國集團（G20）框架下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2020年7月，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支付與市場基礎設施委員會在給G20關于“加強跨境支付”的報告中，梳理出5方面共19項工作，其中第19項即“將國際維度納入央行數字貨幣設計”。
G20和BIS的關注點來自當下日趨嚴重的跨境交易瓶頸。BIS的一項報告顯示，當前國際代理行服務網絡日漸收縮，特別是一些新興經濟體的用戶無法充分利用全球金融系統網絡或無力負擔上述網絡服務成本。
以我國為例，當前，人民幣跨境支付基礎設施主要包括2013年以來建立的人民幣離岸清算體系和2015年上線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但本質上都是使用商業銀行貨幣進行跨境支付，資金流通過代理銀行網絡，信息流離不開國際資金清算系統（SWIFT）的報文處理系統。
CBDC研究專業人士、萬向區塊鏈首席經濟學家鄒傳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代理銀行網絡對流動性的占用高、鏈條長、透明度不高，造成跨境支付成本高、效率低等問題。就當前的人民幣跨境支付基礎設施而言，境外銀行需要接入境內代理行、清算行、CIPS直接參與者和境內資金托管行等才能開展人民幣業務，境外居民和機構需要開立人民幣存款賬戶才能參與人民幣跨境支付。
“如果把跨境支付涉及的個人、非金融機構和金融機構視為節點，把它們之間的賬戶聯系視為節點之間的路徑，那么跨境支付的‘路網’遠非互聯互通狀態，而是存在不少‘孤點’‘斷頭路’和‘梗阻’。”他直言。
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項目的出現，即為解決跨境支付中長期存在的痛點，提高國際支付的金融包容性，大幅增加國際貿易流動和跨境業務能力。
事實上，貨幣橋項目最早可追溯到2019年泰國央行與香港金管局進行的一個雙邊試點項目。2021年，數研所在該項目進行到第三階段時加入，擔任該項目技術委員會主席，并搭建了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平臺。
從技術原理上看，貨幣橋之所以被稱為“橋”，在于其本質是一個新的走廊網絡（Corridor Network），加入平臺的各方可以在不需要中間賬戶的情況下，通過流通憑證（Depository Receipt）以點對點的方式進行交易。通過這種方式，平臺能夠無縫地在不同貨幣和不同司法管轄區之間提供代幣化的點對點轉賬。
穆長春在前述論壇上指出，貨幣橋的系統核心是貨幣橋區塊鏈。貨幣橋平臺采用了樂高積木式的架構即模塊式架構。與“煙囪式架構”相比，模塊化架構的優勢在于它允許模塊之間的互動和協同、大幅度降低合規及監管成本，提升多國（地區）間業務治理、監管和政策體系的靈活度和適應能力。
記者注意到，除了上述四地的貨幣橋項目，目前BIS推動的類似項目還包括Prosperus（法國央行和突尼斯央行）、MAS（法國央行和新加坡金管局）、Aber（沙特央行和阿聯酋央行）、Dunbar（澳大利亞央行、馬來西亞央行、新加坡金管局和南非央行）和Jura（法國央行和瑞士央行）等。
市場共識在于，一項新的跨境支付基礎設施應該具有低風險、低成本、透明度高和開放性好等特點，并有助于尊重各國貨幣主權。在鄒傳偉看來，從技術模式和達成效果看，“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已接近對于“將國際維度納入央行數字貨幣設計”的共識。
探索兼容開放機制
市場對于貨幣橋的期待，在于其未來是否能夠在更大范圍推動便捷、低成本的跨境交易，吸引更多國家加入和使用，提升區域貨幣之間流動性。
央行數據顯示，人民幣跨境收付在本外幣跨境收付總額中的占比已接近一半。根據國際清算銀行10月27日發布的《2022年三年期央行調查報告》，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場外交易量的占比從三年前的4%升至7%，由三年前的第八大交易貨幣升為第五大交易貨幣。
而目前，跨境支付的基礎設施水平與人民幣體量和發展前景可能并不匹配。在鄒傳偉看來，SWIFT盡管屬于國際金融的公共基礎設施，但一旦淪為金融制裁工具，客觀上可能損害其他國家的貨幣主權和金融安全。同時，SWIFT不支持中文報文，不完全兼容大額支付系統的報文。
此外，當前亞洲地區許多貨幣之間的貨幣流動性較低。貨幣橋項目搭建的基礎設施有助于啟動市場、提升支付便捷度、強化流動性。
要鼓勵更多國家和地區參與貨幣橋項目，就需要應對各司法管轄區不同監管要求和技術標準異構性。因此，貨幣橋在設計過程中也更多考慮了兼容性與可拓展性。穆長春在前述論壇上透露，貨幣橋在業務設計之初就建立了基礎設施對接模塊，可兼容多種對接模式，包括跨境收付雙方均有各自的CBDC系統，或其中一方尚未建成CBDC系統等，擁有本國央行數字貨幣系統不是參與貨幣橋項目的先決條件。
“換言之，即使某國沒有推出央行數字貨幣，該國的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也能通過接入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來改進跨境支付。理論上，無論有多少國家參與，它們都可以共用一個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在鄒傳偉看來，“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模式相當于保留了代理銀行，但代理銀行鏈條顯著縮短，也不存在代理銀行網絡對流動性的占用，不僅可以支持跨境的大額交易，而且由于僅限于特定的境外商業銀行持有和使用，也不會影響境外國家的貨幣主權。
記者注意到，根據《報告》，本次試點只嘗試了三類交易，分別是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的CBDC發行與贖回、兩地商業銀行之間的單一CBDC跨境支付、兩種CBDC之間的匯兌及跨境支付。而國內交易、使用外國的數字貨幣在本國支付、使用雙方都不熟悉的貨幣進行跨境交易等方面沒有嘗試。
鄒傳偉認為，這可能主要考慮到貨幣替代和貨幣主權等問題。單純從技術上講，“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支持雙方使用第三方國家貨幣進行跨境交易。但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的互聯互通性，使第三方國家貨幣的這種橋梁作用變得沒有必要，從維護貨幣主權的角度看更沒有必要。
事實上，為應對跨境支付的發展瓶頸，全球范圍內各國針對CBDC的探索都在加碼。BIS今年5月發布的一項針對CBDC的調查顯示，在參與調查的全球81家中央銀行中，有90%的央行正在進行CBDC相關研究，超過一半的央行正在進行CBDC的研發或進行試點。在此基礎上，基于CBDC的多邊機制有望加速建立。
需要注意的是，一項基礎設施的成功需要充分交易的支持。有市場人士認為，如果要達到當前主流跨境支付的便捷度和覆蓋度，仍需要參與方相關貨幣的流動性，以及相應的對沖工具和外匯衍生品市場。
畢馬威的一份報告就指出，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真正廣泛應用起碼要10年以上的時間。除了要面對全世界穩定幣的挑戰，項目發展與全球各國對CBDC的積極程度有直接的關系。“如果各國均推出CBDC，認可并加入貨幣橋，則成功了一半。”